税收jdb电子真的能「劫富济贫」吗？

　　jdb电子我并不是很喜欢「劫富济贫」这个说法，更好的说法是「调节收入分配」，单纯的「劫富济贫」可能带有「仇富心理」的倾向，因而下面我所说的「劫富济贫」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代名词。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税收「劫富济贫」的原理是什么。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市场总是能够达到最有效率的配置，所以看起来，政府的税收、财政支出似乎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然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却告诉我们，虽然市场总是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配置，但是却不能保证收入分配是合理的。最终消费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个人出生时「禀赋」的不同导致的，有些人生出来就含着金钥匙，有些人生出来就在山沟沟里。在第一定理里面，「效率」是帕累托意义上的，即在不损失别人的效用的前提下，没有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用。那么很简单的是，如果全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源配置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不可能在不损失这个人的利益的情况下，让别人变的更好。

　　既然市场不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那么就可能需要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而干预的手段，一般来说就是税收和转移支付。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除非对每个人的「禀赋」征税，否则任何的税收都有可能带来效率的损失。但是关键问题是，个人的「禀赋」是看不到的，所以现实情况是很多时候只能根据经济个体选择的「结果」进行征税，比如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特别是对商品价格有影响的税收，都非常有可能带来效率的损失。所以如何设计税收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此外，公共支出有很多种，需要满足不同的目标，比如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国防、教育、医疗、体育、基础设施），而调节收入分配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当我们看待税收时，不应该只从「劫富济贫」这个角度来看。

　　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财政体系仍然需要大量的根本性变革，比如每年的财政预算制度、各种不合理的税收结构、错误的激励导致的不合理的财政支出，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具体到「劫富济贫」，也就是调节收入分配这个功能上来看，「劫富」和「济贫」两者做的并不是一样的好。

　　首先来说「劫富」。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目前都面临着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问题，而其中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体现是最富的一批人财富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了穷人的财富增长（这一点也是经典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理论热点），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为了控制收入不平等，「劫富」可能是有必要的。

　　然而相比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在这一方面制度改革缓慢。前面提到，理论上对「禀赋」征税是更好的征税方式，而比较接近于对「禀赋」征税的税收，比如「遗产税」，直到2016年才开始征收。而另外一类针对富人的税收，比如「奢侈品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进展仍然缓慢，房产税仍然处于试点阶段，而中国的「证券投资收益所得税」，对于个人不征收资本利得收益的税收。在税收这个问题上，对于广大知友最熟悉的莫过于「个人所得税」，然而全国每年纳税人口只有2400万，而这些人中包含了很多的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因而与其说「劫富济贫」，不如说是「劫中济贫」。因而税收制度的不合理使得中国在「劫富」方面仍然有很大文章可作。不过，「劫富」做的越好，富人更可能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究竟影响有多大，如何取舍，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在「济贫」方面，首先我们必须得识别出哪些是「穷人」。我们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是多个层次的，首先是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比如东西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其次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最后才是在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所以如果需要评判「济贫」方面的工作，也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东西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得益于中国目前的「分税制」，中央政府有非常强的财政自主权，抛开原因复杂的效果不谈，中央政府对于西部的支持不可谓不高。从地区层面上，中央政府的确存在着「劫东部富，济西部贫」。

　　其次对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央政府取消了农业税，每年也会对农业进行各种各样的补贴，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很少能在农业领域获得税收收入，却在农村有大量的支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劫富济贫」呢？

　　而与前面的两部分相比，在同一城市内部的「济贫」就更像一个笑话了。失业保险拿到手的还不够吃饭，而由于地方政府不恰当的激励，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住房等在很多地区也流于形式。而真正需要这部分补偿的可能正是被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那2400万「中产」家庭。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感觉我们国家税收不能「劫富济贫」的原因。

　　此外，「济贫」不仅仅是通过转移支付，也可能体现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一个质量相对较好的基础教育、医疗环境，也是「劫富济贫」的一种方式。说到这里又要扯我们国家教育、医疗的弊端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不过从数据上看，我们国家在各项公共事业、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并不少。上图是我从国家统计局找到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数据，为了避免繁琐，有一些诸如「国防」、「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并没有列在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社会保障、农林水利方面的支出都高于交通运输的支出，所以你说政府税收收入高速增长是在「薅羊毛」吗？

　　综合以上，税收的确有「劫富济贫」的功能，特别是在地区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不平等做出了大量工作。然而中国目前由于税收结构的不合理、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仍然有很大空间。

　　至于你如果自己感觉很穷，国家却没有接济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谁是穷人。

　　所谓的金税四期就是在税务系统用于税收管理的一套软件。4期就代表着这套软件已经是升级了4代的产品。

　　金税四期与目前税务系统正在使用的金税3期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金税四期实现了银行、税务、工商、社保等各大系统的信息共享。简单地说，这个金税四期上线之后，税务局可以轻易掌握个人在银行的进出账流水情况……

　　在此之前我们税务系统主要是通过管理发票来征税。金税四期则将实现“以数管税”——这个“数”就是大数据，包括企业的各项大数据，包括个人的大数据。

　　可能有人会想，既然我线上流水大数据会成为税务局征税的依据，那我未来把线上进出账转化为现金交易，这样是否就可以躲避税务系统的监管了。

　　不好意思，你能想到的办法监管部门也能想到，所以，人民银行已经发布规定，从2022年3月1日开始，个人存取5万元以上的现金必须登记来源与用途！这个白纸黑字登记的资料，就是未来核查你的凭据！

　　可以预计，在金税四期上线之后，我国税收收入将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更将是金税四期的重点照顾对象。

　　其实，早在2017年业界就有金税四期即将上线的风声，但是管理层基于种种考量一直没有推动金税四期上线，为什么现在管理层又迫不及待推动金税四期上线了呢？

　　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赢家通吃。这种特征就导致财富分配遵循二八原则——20%的人群拿走80%的财富，而80%的人群只能分配20%的财富。

　　二八财富分配原则表面上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实际上最要命的是导致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毕竟，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拿走了jdb电子，少数人消费是非常有限的，而真正的消费主力军却大多数无钱消费。

　　1930年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大萧条中，资本家将牛奶倒入下水道白白浪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

　　所谓凯恩斯主义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理论，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就要创造需求把这块缺口补上——包括搞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刺激消费政策，为企业减负等等。

　　但是凯恩斯主义也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如果财富二八分配原则不改变jdb电子，贫富分化会加剧，市场上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就越来越大，政府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就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当政府财力不足以弥补这块缺口的时候，就只能大规模举债来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取得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三百年市场经济的成就，代价是我们债务率也很高，截止到2021年12月，我国宏观负债率高达272%。

　　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强行对市场经济二八财富分配原则进行纠正，通过税收这种财富二次分配手段对富裕人群征收高额税赋，然后再以福利的方式分配给中低层人群。

　　不要以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会搞社会主义。

　　1930年大萧条之后，罗斯福上台推出罗斯福新政。这个罗斯福新政一开始就是搞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监管，罗斯福干了4届美国总统，对美国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举个例子，1945年罗斯福搞了一部《完全就业法案》，这个法案第一句话是这样描述的：

　　“所有的美国人，天生就有获得工作的权利，美国政府有义务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如果私企做不到，政府需要直接创造工作岗位”。

　　这个《完全就业法案》在罗斯福死之后就变成了《就业法》（1946年），这个就业法贯穿了罗斯福的执政理念，规定政府有责任“促进最大程度的就业”。

　　如果私人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政府就搞基建来创造就业岗位。请记住，政府搞基建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底层民众创造就业岗位，就是给底层民众发钱。

　　美国对富裕人群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竟然高达90%，10块钱就要拿走9块！

　　因为苏联咄咄逼人的压力，一旦让苏联模式席卷全球，对于资本与富裕人群而言，就不是征收高额税负的问题，而是所有资本家都要被消灭的问题！

　　正是因为美国在二战之后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八财富分配规律被纠偏，所以，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到了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群达到巅峰，在总人口中占比高达80%，在这个阶段，美国没有爆发一次经济危机。

　　—大企业税负持续下降：美国上市公司实际税率从80年代接近50%一路下降到至今20%以下；

　　—监管从宽：美国司法部针对企业并购重组、不良竞争、垄断等方面立案调查，从80年代每年500多宗下降到现在每年100多宗；

　　—融资成本持续下降：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从80年代16%一路下降到现在2%以下，带动整个市场融资成本一路走低，越是大型企业融资成本越低；

　　美国政府对富裕人群与资本越来越“友好”，那对老百姓自然就越来越“不友好”。

　　美国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正是从80年代开始。到2017年川普执政时，美国中产阶级人数从顶峰时总人数占比达到80%下降到49%。

　　那么，又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在美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为什么经济还能撑到现在没有爆发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呢？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政府依仗美元霸权，直接简单粗暴给居民发钱，2年时间发了几万亿美元，直接导致美国居民储蓄达到历史新高，这个巨大的居民储蓄就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巨大消费潜力。

　　当然，新冠疫情给居民发钱是特例，在更多的时候，西方国家虽然不愿去干预市场经济二八财富分配原则，但是却可以采用特殊办法诱导富裕人群创造更多消费。

　　一个成本不到千元的包包，因为是奢侈品牌，因为品牌故事讲得好听，就可以卖出几万元甚至几十万的高价。

　　西方国家搞出来的奢侈品文化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每一个层面——衣服、鞋、皮带、表、红酒、豪车、游艇、私人飞机等等。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外部约束条件，享乐主义文化开始盛行，性开放遽然成为社会的潮流，比较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从90年代开始，丁字裤成为西方国家女性最时尚的衣物。

　　享乐主义另一面就是推动普通人群超前消费，在美国人均持有信用卡数量是中国8.5倍，大到买房买车，小到买套餐具，美国人都可以刷卡贷款实现。

　　享乐主义盛行对于经济是有好处的，至少它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需求，但是对社会风气的却有很坏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可能去倡导享乐主义文化的，我国引入国外的奢侈品是无奈之举，在国门打开之后，富裕人群可以非常便利的通过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引入国外奢侈品至少税收与就业还能留在国内。

　　但是国家层面是排斥奢侈品文化的，目前至少国内还没有一个品牌成为奢侈品品牌，这不是国内品牌不争气，而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以茅台为例，这是最有希望成为奢侈品的品牌，但是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拼命压制茅台的价格，明明市场价已经达到3000元，但是企业零售价偏偏纹丝不动稳定在1499元——某种意义上，茅台市场价大涨是某些方面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在挖掘富裕人群消费潜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是有优势的。

　　PPI代表上游资源型产品出厂价格，这个出厂价格可以简单理解为消费品成本，从上图可以看到，我们消费品制造成本一直在持续上升。

　　按照一般规律，在消费品制造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应该提高消费品价格来转嫁成本，从而带动物价指数持续提高，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物价指数（CPI）却在持续下降。

　　一个是我国宏观负债率已经达到272%，如此高的负债率已经严重约束政府通过举债搞类似凯恩斯主义制造需求的能力。

　　一个是我国还有高达6亿人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这6亿人收入太少，对消费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假如我们能通过某种手段，让6亿人的一半未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每月每人平均消费在4000元左右，每月就能增加1.2万亿的消费。

　　一个是我国出生率下跌太厉害jdb电子，2021年新增人口创历史新低，不出意外，2022年可能就是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元年。

　　学习西方国家推动享乐主义是不可取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就只剩下一条路。

　　一种是激进的模式，类似的案例就是美国二战后的模式，直接对富裕人群加征高额所得税，但是这种激进的模式必须有外部约束条件为基础。

　　当下的国际环境尚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强行搞激进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但会极大影响富裕人群创富热情，而且可能导致大量财富外流。

　　先完善税收体系，堵上高净值人群偷税漏税的漏洞，然后再循序渐进推出房产税、资本利得税。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大致是4亿人，我们假设这个人群平均月收入是5000元，按照顶层设计，未来15年之后——也就是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要翻一倍达到8亿人，也就是我们要从最底层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群体转移4亿人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假设不考虑通胀因素，要让4亿每月1000元收入的人群达到月收入5000元，也就是要每月在财富分配中从高净值人群转移1.6万亿给低收入人群，如此巨额的财富转移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社会工程。

　　一旦这个工程取得成功，这就是中国为治理市场经济的顽疾蹚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对于人类社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2000年之前，古罗马的一位叫希罗的工程师就率先研发出蒸汽机，希罗蒸汽机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蒸汽机。

　　这款蒸汽机虽然看起来相对瓦特蒸汽机更为简单，但是已经能顺利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人类应该在2000年前就开启工业革命。

　　原因很简单，2000年前的古罗马还是奴隶社会，对于奴隶主而言，节省人力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所以，即使在这个阶段技术上已经掌握了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原理，但是因为没有需求——或者说奴隶主不愿意为此而买单，所以，这项技术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奇巧淫技，迅速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当下的中国，正值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如果财富过于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人生活拮据，需求停留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阶段，那么即使企业耗费巨资搞出来的技术的创新也会因为没有需求而难以市场化，最后产业升级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只有财富更均衡分配给不同社会阶层，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之后，技术创新才能百花齐放欣欣向荣——如同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

　　所以，金税四期虽然堪称2022年对于高净值人群最为严厉的监管手段，但是部分人群短暂的阵痛换来的却是这个国家更为美好的未来。

　　因为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上来了，这个国家经济才能保持正向持续的增长，对于富裕人群而言同样是正向的利好。

　　因为只有消费的根基扎牢了，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才更有安全的保障，否则一旦爆发席卷整个社会的大萧条危机，首当其冲就是让大量高净值人群财富灰飞烟灭。

　　原始社会到 18 世纪的几万年间，人类的平均寿命仅仅提升了 20 年左右。

　　身为第一大制造业经济体，在 2021 年人均的预期寿命提升到 78.3 岁。

　　根据近几百年的经济发展经验jdb电子，每一次的科技重大突破，都会带动经济产出的大幅度上涨。

　　问题关注的焦点就从产出的供应端，转变为理解需求端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疲软。

　　这就与开头的问题相对应，多数人参与劳动但无法获得与之匹配的酬劳，而消费活动又要靠这些人支撑才能维系再生产。

　　从明线上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表现为复苏、增长、高涨以及衰退，这方面讨论的比较多了。

　　与之对应的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经济体中分利集团的滋生、成长、高涨、出清，财富结构随时间的改变影响着经济体的发展状况。

　　经济增长时，分利集团逐渐壮大，逐渐盘根错节地固化，反过来影响政策的制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改革，积累问题最终引发社会和经济危机。

　　这就是本篇文章关注的重点，财富结构失衡才是工业化以后诸多经济问题的暗线。

　　现实中各个经济体都在努力地寻找经济增长的方法，而又尽可能地不去碰分利集团，也就是不敢去修复财富结构。

　　其中最为切合的救市模型便是讨论较多的凯恩斯主义jdb电子，短期内可以既不清算既得利益者，又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转出通缩螺旋。

　　分利集团左手握着分蛋糕的刀，右手干预政策的制定，让利益分配更加倾斜，资本收益进一步压过劳动收益，这就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阶层固化。

　　低欲望社会也源于利益集团过度分配劳动者财富导致的社会问题，这是劳动者意识到问题后的本能反应。

　　我们这里梳理一下财富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之前，先看几种典型财富结构的形状。

　　经济循环是一个货币、商品以及劳务的流转过程，出让货币换来商品和劳务，相应的出让商品和劳务获得货币。

　　这种理论上是非常稳固的结构，创造财富的主体即为消耗商品和劳务的群体，也是税收贡献的主体。

　　对于企业来说，有源源不断的消费转化成利润，进而扩大生产和提供更多的就业。

　　对于政府来说，有源源不断的税收，保障基本运转，税收是政府部门经济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大量的中产意味着少数的贫困，可以用中产的税收去抚慰底层的群体，要知道社会不稳定因素往往就与底层占比过多和生存质量有关。

　　顶尖的财富持有者即便要求更高的资本收益，由于基数比较小，经济体创造的财富足以支撑这部分的收益。

　　中层贡献税收给政府部门，由政府部门再分配提供底层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由于底层占据少数，中层创造的财富可以分出来一部分补贴底层。

　　政府部门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把一些群体交的钱用在另一些群体身上，底层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维持社会稳定成本会下降。

　　这样的经济体，中层往往还有较高的储蓄和稳定的工作，抗风险能力极强，即便有短期内的经济困局，有储蓄撑着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理想是很丰满的，但现实往往不会出现长期稳定的中产，既得利益者获得财富以后，总是尝试去获取更多。

　　既得利益者就像是不愿离开甜食的舌头，同时尽可能的规避经济体的义务，比如逃税漏税，越是富有的群体越会用各种方式逃税漏税，只有工薪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往往是财富结构的畸变。

　　逐渐的上面占据的财富逐渐增加，而中层相对财富持有下降，变成上头宽，中间窄，下层掌握财富更少的倒金字塔结构。

　　顶层希望获得极高的资本收益，不断增加投入，同时动用关系修改政策倾斜的方向，财富积累得更快。

　　中层逐渐成为伪中产阶层，看资产和收入吧，能够支撑生活的基本开支，但升级的消费就能省尽量省，不敢休息的持续工作。

　　中层本是消费的主力军，还有不少因故滑落到中下层，劳动收益不足导致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

　　而下层在缺失了中产阶层贡献稳定的税收以后，并不会过得太好，靠着高收入群体的慈善活动也是杯水车薪。

　　如果财富结构中，财富流向上层的极少数人，代价是中层的财富，影响的不仅仅是中产的生活质量和抗风险能力，还有依靠中产贡献税收的财政，以及靠财政补贴的底层群体。

　　一个是消费不足引发的经济衰退，经济危机只是表现，根源则是财富结构的失衡，内部产出消费的经济循环崩溃。

　　还有一个是底层缺少公共服务保障以后的社会稳定矛盾，贫富分化不仅仅是财富结构的差异，还有吞噬中产税源以后的缺失的公共服务支出。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极端，从人口结构上来看，富人占少数，中层也占少数，底层占绝大多数，表现为图钉型，相对应的是顶层占绝大多数财富，中层占少数，而底层占极少数的倒立图钉型财富结构。

　　这种财富结构非常危险，往往伴随着阶级固化，阶级流动降低，劳动主体没有资本积累，创造财富的意愿不高，消费能力不足，经济体的发展依赖商品和劳务性产出体量。

　　这种结构下，稍微的外界冲击将会让这种经济甚至政治模式溃散，全球很多经济体都是佐证。

　　大家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直观的便是财富结构形状决定了经济循环的状况，结构失衡往往对应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危机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然而财富结构还有另外一种方向，这种趋势在现代信贷金融体系下可以实现，即少数人获得 100% 以上的财富，而多数人手里只有负债，需要用未来的劳动收入支付现在的消费。

　　当然可以了。那些真正贫困的，捡垃圾的，山区里面的，几时交过税，国家给通了公路，通了电，要自己掏钱把电拉进深山沟那得多少钱？

　　社会问题存在，不代表政府职能已经瘫痪。譬如国家投入到教育的钱，其中会有贪污，浪费的，但不代表全贪污没了。要不然哪里来穷人都能享受的义务教育。大学学费也不会现在这个价格，起码清华北大这样的，按照国家的投入，怎么也得贵族才上得起吧。